廉政文化的建设，不是单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有结构性的基础。这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需要建立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需要加强新闻和舆论的监督，需要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腐败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但在某些文化背景的社会中腐败现象显然比在另一些文化背景的社会中更普遍。这说明腐败的发生与特定的社会文化因素有关。

　　国际学术界一般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较之发达国家存在更多的腐败现象，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民众关于腐败的观念模糊，腐败被视为正常行为甚至是“文明”的行为。这就为腐败的泛滥提供了一种文化上的解释，即在某些社会中，存在一种“腐败文化”，把贪污受贿视为正常，腐败成为社会规范可以接受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一个人要想出污泥而不染就十分困难，以致腐败现象大行其道，广泛流行。

　　导致腐败的两大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积极意义已经被人们所肯定。同时，一些消极现象也沉渣泛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就是腐败现象的不断发生。文化因素和现代化因素无疑是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两个重要原因。

　　一方面，从现代化的因素来看，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涌现出了新的财富源泉、新的权力结构、新的生活方式，这使得腐败的形式也错综复杂。如有政府官员接受信用卡的，有用公款去获取各种俱乐部会员资格的，这些形式在改革开放前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时，社会处在转型之中，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渐解体，而市场经济秩序尚未完全形成，制度缺陷比较明显，给腐败以可乘之机，所以腐败的发生率较之改革开放前高。

　　另一方面，腐败现象滋生的文化心理因素也不容忽视。对此，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中国历史上就存在着极端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沉渣，诸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等，就是这些观念的真实写照。改革开放后，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在宽松的环境中强烈反弹和猛烈释放，一些人是非观念发生扭曲，“一切向钱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社会法则和价值标准。其后果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主要是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在社会政治领域主要就是以权谋私、行贿受贿。

　　其次，改革开放使社会的价值观不断发生变化，对于某些社会行为的评价的传统标准失去了普遍的权威性，因此对不少腐败现象的界定和甄别也就不那么明晰了。例如，贪污贿赂属于腐败是没有争议的，而请客送礼是否属于腐败就很难一概而论了，至于公款吃喝、旅游，即使从规范上被认定为腐败，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大多也会不以为意，甚至认为是工作的必需或人之常情。

　　第三，改革开放后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一种反腐败的认识误区，即认为腐败是现代化的“必要成本”，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从主观方面看，不少人包括一些官员把反腐败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害怕反腐败会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认为如果廉政搞得太好了生意就做不成了，比如“四菜一汤，生意跑光”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从客观方面看，现实生活中确实也存在一些“一手搞发展，一手搞腐败”的干部。有一些腐败官员在任期间“政绩”不凡，一些经济搞得比较活的地方往往腐败现象也错综复杂。于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奉行的是“先发展经济后反腐败”的“潜规则”，甚至提出“经济要上，廉政要让”。这不可避免地干扰了反腐败的正常开展。

　　从腐败的后果看廉政文化建设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关键之处在于营造一种反腐倡廉的文化氛围，以激浊扬清，敦风化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当前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廉政文化的建设，不是单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有结构性的基础。这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需要建立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需要加强新闻和舆论的监督，需要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这是因为，腐败的源头在于掌握权力的官员。中国具有悠久的“官本位”文化，政府官员在社会上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如果这些官员的权力不受约束，腐化堕落，就必然会上行下效，最后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病。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廉政文化的建设需要从掌权者入手，而首先是要对其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

　　中国历史不可谓不注重从文化和思想意识上解决腐败问题，但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例如，历代统治者都大力倡导儒家正心、修身的“内圣外王”之道，专制王朝也企图依靠“君君臣臣”的道统来培养对皇帝效忠的“清官”。但事实证明，这种办法虽然也能从一定程度上约束官员的行为，却无法防止腐败现象的大量滋生。很多封建王朝的倾覆，都是由于政治腐败猖獗不治所致。究其原因，就是缺少民主和法治的政治文化，不能从根本制度上解决对权力的制约问题。

　　当前我国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进行思想领域的教育是必要的，但单靠这些是不够的，而必须通过制度建设形成一套严密的权力制约机制。实践证明，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应当通过政治制度的安排、通过权力制约的机制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廉政文化的建设只有与政治制度的建设相结合，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才能最终取得成功。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