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太祖开始，就着手改变五代的低俸禄制度，发布“省官益俸诏”。其后经过太宗、仁宗、真宗的不断调整，宋代官吏的俸禄，优于前后各代，对于保障官吏生活，促成洁身奉公，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清代赵翼说：“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概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佑之毕命疆扬，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惟宋未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然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可见，宋代俸禄制度也有很多弊端，一是下级胥吏待遇不公，前期无俸，等于公开允许其贪赃受贿。神宗以后虽给胥吏俸禄，但其标准偏低。二是冗官冗员多，“以有限之费养无用之人”。从根本上讲，官吏的俸禄取之于民，官员越多，俸禄越厚，则取之于民越多。政府盘剥民众越来越烈，反而从整体上丧失了廉政，造成了“四海之广，不能容滥官；天下物力，不能供俸禄”的局面，加剧了阶级矛盾。

　　总之，宋代的厚俸养廉制度对于官员听命于朝廷、效忠皇帝是有效的，但对于勉励廉洁，克己奉公作用是有限的。

　　（摘自林岩、王蔓编著的《中国古代廉政文化集粹》）